2024年6月26日，电影《走走停停》在内地影院正式上映19天后，票房终于实现“破亿”，豆瓣评分高达8.0。
对于一部酝酿数年、先后交给业内部分制片方、投资方，却始终未获青睐，直至2021年入围并顺利登陆首届“FIRST成都惊喜电影节”的剧情片来说，这样的票房和口碑表现，可以说是理想主义的胜利。然而，在各种数据为王的残酷现实下，这显然与各方的期待还是有差距的。
但数字显然不能证明或解释事物的全部本质。每一个“缺口”背后，也都有可能被淹没和忽略的意志。因为不想让《走走停停》这样的“小众”作品轻易被误解和席卷，我们邀请了导演龙飞和编剧黄佳对他们进行采访。
我们想知道，两个怎样的独立个体，会编写并拍摄这样一部立志不与人相同的电影；在《走走停停》完成前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各自承受了怎样的生活磨砺，挣扎了什么，原谅了什么，又如何一次又一次地怀疑又确认——什么是真实。
01
《走走停停》是导演龙飞和编剧黄佳合作的第二部剧情长片，在接连的采访中，他们一致将《走走停停》定义为一部“反类型”的作品。
官方海报中，四男三女七个主角围坐在一张木桌旁，笑容灿烂而惬意。桌上放着切好的新鲜西瓜，周围的窗框、椅子、柜子、碗碟等都透露出一种旧时光的亲切感和隽永感。
看影片前，你或许会猜测、想象：这些人看上去就像是一家人；他们中的一个一定会和另一个人拥有一段无比浪漫的爱情；他们会一起经历一些重要的事情；他们会互相救赎；他们会哭会笑，互相亏欠，然后永远的想念……
当这部103分钟的电影结束，灯光一亮观众就会意识到，我们所认为可能发生、应该发生的事情几乎没有一件真正发生了——事实上，它们确实发生了——但它们根本不是我们所想的、也不是我们通常所想的那样。
这里只有四个人是一家人，剩下三个人，都是被拴在一条船上的陌生人；爱情若隐若现，却最终无声沉没，当事人甚至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受伤和痛苦；有些人永远的离开了，却是那么的平静和安全；欢笑的确很多，却没有一滴泪水落在满天地间的悔恨上；还有更多能让人伤心，让人叹息，甚至让人愤怒的事情，却没有人选择释放哪怕一丁点的怨恨和恨意；人最终散落在人海里，真相被一阵风吹散，却好像都不重要了……
龙飞其实早就预料到了大部分观众的观影感受：“整部电影都在不断打破（观众的）期待。你以为故事会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是突然它就转变方向了。你以为它会发展成某种类型的故事，但是（我们）又把这个期待打破了——对一些观众来说，他们肯定适应不了。”
他冷静、理性得像一碗温水。在当下这个“票房不太好”的现实中，龙飞最高程度的悲伤不过是：“……我会难过一阵子，然后很快接受这个事实，想清楚。”他不会将票房成绩粗暴地归结为任何外在因素，而是专注于“吸收消化成绩，从观众的反馈中思考，思考未来该怎么走，该怎么拍电影。”
导演龙飞
黄佳很快发声。相比于如何看待结果，她更在乎事情发生之初的另一个决定。创作《Stop and Go》的初衷，源自黄佳对“现实”的思考。早年拍纪录片时，她经常“陷入道德伦理的自我反省”，“会困惑，拍出来的‘现实’，是不是和我们想看到的‘现实’一样？”“如何区分‘真实表演’和‘表演现实’？”……
在《走走停停》原版剧本中，故事中的时间被打散重新组合。观众在影片开始后不久便会收到一些“采访材料”，直接打破了银幕内外表演与观看的“第四面墙”——疑惑随之而来，他们为何对着镜头说话？他们在说什么？随着观众继续观看，便会逐渐理解之前“采访材料”中讨论的内容，故事也随之缓缓展开：原来有人在拍摄这样一个家庭，原来他们在家里拍摄独立电影，原来母亲已经去世……
“纪录片的前期制作，让观众的反应都到了后期制作。这种‘后知后觉’其实是整部电影的一个风格。所有的反应都不是即时的，而是后期制作。”
黄佳明白，这样的前期制作设计对大多数观众来说确实“有挑战性”，在兼顾各方意见后放弃也未尝不是一个坏决定。但她还是连续两次说“非常非常后悔”。“如果初衷哪怕改变一点点，都会感到很大的失落和遗憾。”
编剧：黄嘉
02
龙飞与黄佳年龄相仿，一个来自重庆，一个来自武汉，两人在香港浸会大学读电影硕士时相识。
《走走停停》正式开播五年前，两人曾合作拍摄过80分钟的处女作《睡在沙发上的男人》，该片入围第11届FIRST青年电影展。这部短片中，黄佳担任编剧、制片、道具，龙飞担任导演、摄影师、剪辑。《睡在沙发上的男人》在黄佳的家乡武汉拍摄。《走走停停》在四川内江和自贡拍摄，这两地和龙飞的家乡重庆一样，都属于川渝地区。
两部作品之间很难说没有精神上的共通之处。主人公的生活多少有些困苦，但本能的松懈和对既定规则的怀疑，总让他们不经意间互相依赖。每一次看似偶然的敏捷思考，都强化了他们内心的乐观与通透，充分展现了创作者自身的理想主义。
《睡在沙发上的男人》是黄嘉的首部长篇电影写作——“有点像一个有命题的构图”。
拍摄用的房子是黄嘉家的故居，当时已经濒临拆除。他们只是把房子的墙面刷成了“风格化”的油漆，客厅刷成了红色，卧室刷成了蓝色——“后来有人看到，觉得这不是国内会选的装修风格，有点法式风情”，这是黄嘉和龙飞喜欢的电影赋予他们的审美倾向。
黄佳还特意去商场挑选了最重要的道具——沙发，“我想选一个可以开合的小沙发。”拍完戏，她一直不舍得扔掉，“一直放在姑姑家的地下室，都发霉了。”
经过《沙发睡者》的尝试，龙飞和黄佳确定了一件事，那就是下次拍电影，一定要找一个专业、优秀的制片人，精诚合作，履行各自的职责。
谈及作为制片人该如何应对各种情况，黄佳说，她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委婉地”应对——“告诉他们，暂时不要吹喇叭，我们那边还有工作要做，希望他们配合。”她没有向他们解释自己和同伴是在拍电影，“说这些也没用，你真说了，人家会不理你，人家没那么把电影当回事，电影只在我们这些电影人或者影迷心里重要。”
有一段关于《停停走走》的短评直击黄嘉和龙飞的心，说“这是一群理想主义者的悲歌”。这首歌不仅是电影里的人的和声，更是创造这一切的人的和声——从主创们自己，到他们在创作《停停走走》的路上遇到的“贵族”和掌舵人。哪一个不是不愿放弃英雄情结的理想主义者？互文性在《停停走走》里里外外交织、泛滥。
试问黄嘉，理想主义者就一定会失败吗？
她说：“理想主义者并不一定注定失败，但会遭遇更多挫折。”
03
“夜晚，我并不觉得孤单。在黑暗的大地上，我就是人民，无数的人民。我的声音里有纯粹的力量，能穿透寂静与沉寂，在黑暗中萌发新的芽苗。为了成长，为了歌唱，无畏风雨，拥有钢铁般的力量，为了明天有不一样的光，照耀在每个人心中。为了明天的宽阔道路，通向你我向往的地方……从今天开始，你触碰的一切都因为我的笑声而有了希望。”
这是意大利剧作家达里奥·福根据1969年真实的爆炸案嫌疑人死亡事件改编的戏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记者注：以下简称《无政府主义》）中的一句台词。1998年，导演孟京辉首次将该剧搬上舞台。21世纪初，这部剧也成为当时还在重庆上大学的龙飞打开戏剧大门的重要动力之一。
读高中时，龙飞已有“拍电影”的想法。报考大学时，他尝试报考电影学院，但报错了专业——“我报了表演专业，毫无悬念地被开除了。”于是他选择留在家乡，在大学学习英语。
一进大学，他就加入了话剧社。此后的四年里，他和话剧社的伙伴们相处的时间比和同专业的同学相处的时间还多。直到现在，他们还保持着联系。那时，他们一起看孟京辉的话剧碟，“一起排练，一起演戏”。
为什么选择您饰演《无政府状态》中的疯子？
“可能是因为我看上去比较像一个疯子，所以他们才选我来演这个角色吧。”龙飞从始至终都是用平静的语气说这句话。
该剧结局暧昧，但龙飞却很喜欢这种“开放”而又“理想化”的结局。“你可以想象‘疯子’最后死了，也可以相信他活了下来，这是戏剧和电影创作能给人的空间，它想告诉你，你可以无条件地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大学即将毕业，面临“读研”与“工作”的抉择时，龙飞决定去香港学电影。之所以这么做，也是机缘巧合与必要性并存，客观外因是“肯定考不上内地（读研）……数学、政治肯定考不上”。他当然懂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道理，但问题的关键是“不想在这件事情上下功夫”。
另一个绝妙的机会，是在这之前，他与一位女同学进行了一次完全无意识的聊天。对方问他大学毕业后想做什么，他说还没决定。对方随即说道，“男生要多读书”——听起来也像是无意之语。结果，这句话，在很久之后的某一刻，直接击中了龙飞，引领他走向后来的路。
04
我觉得一切事物确实是相互联系的，缺少任何一天我们都不可能到达今天。
如果不是那位同学的温柔话语，龙飞或许就不会做出后来的选择，如果他没有去香港读书，他和黄佳或许根本就不会认识。
龙飞人生中编导的第一部短片，写的是两个男大学生坐在操场上，看见一个女孩走过来。其中一个男生说：“这个女孩对我有意思，她曾经送过我一个苹果。”另一个男生说：“她也曾经送过我一个苹果。”
两个男孩瞬间成了仇人，于是他们约定在晚上跑步。谁赢了谁就有权追女孩。他们比赛的方式就是在每个路口等待红绿灯——事实上，这个故事的起源就来自于此。
龙飞发现香港的红绿灯有很特别的警示音，每次灯变时都会有嘟嘟声，“像发令枪一样”。故事的最后，两人跑过几个路口后，看到自己喜欢的女孩被别人抱住，从他们身边走过。两人相视一笑，说：“喝一杯，就这样吧。”
毕业前，他还拍了另一部短片。一位丈夫用投影仪把妻子日常生活的很多画面投射到墙上，独自一人观看。看到妻子跳舞，他就在她旁边跳。看到妻子趴着睡觉，他就默默地给她端来一杯茶。茶已经凉了，妻子还在睡觉。
故事的最后我们会看到，这些画面都是妻子在患病离世前亲手拍摄的，希望以此作为对爱人的陪伴。影片的最后，有一天她独自拍摄时，丈夫突然回家，她来不及关掉摄像机，两人便继续如常相伴。“原本是观众的人，终于走进了屏幕。”的结尾。
从龙飞的这些早期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微妙却扎实的东西，那就是他拍摄的故事，最后的结局并没有赢家，也没有所谓的结果。这些短片作品，比如《睡在沙发上的男人》、《走走停停》。
为什么？
“因为这种东西你见多了，就不觉得新鲜了。”龙飞回答道。
他和黄佳对这一点非常认同，“人生没有‘结局’，一件事情的背后有很多种可能，但无论哪一种，你都可以接受。但这种接受，不是一种听天由命，只是当无力、无助的感觉一次次袭来，你能做什么？有时候需要忍耐，有时候需要等待。”
研究生毕业后留在香港的八年里，龙飞靠拍摄企业宣传片、纪录片维持生计，同时不断向各类短片比赛、创作基金投稿，但均被拒稿，对他而言，那是两千多个“痛苦”和“自我消耗”的日日夜夜。
其实他很早就意识到“他们想要什么样的剧本，他们想要什么样的感觉”，但那不是龙飞想要做的。“简单来说，我没有试图用他们想要的东西去取悦他们，我只想用自己的风格去打动他们，希望他们支持，但实际上却与我想要的正好相反。”后来，他愿意承认，“这也是我能力的问题，我真的写不出那样的剧本，这是我的缺点。”
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他离开香港前的最后一年。他和当时的编剧搭档，把“别人”想要的和自己的想法结合起来，“第一次进入最后的筛选”。但最后关头，他们“忍无可忍”、“实在没办法”，决定完全做自己想做的事。最后，他们没有入选。
“之后我就毫不犹豫地回到了大陆。”
龙飞记得作家马家辉曾经形容香港，不是一个真实的地方，而是一个超现实的地方——超级真实。
不知道这种“超现实主义”对他难道一点影响都没有吗？
他随即缓缓唱道：“我想或许不会，不是我没有‘现实’的一面，拍宣传片、纪录片的时候我可以‘现实’，但那时候，你要让我在自己坚持、最喜欢的正片上妥协，我做不到。”
05
黄佳也是在事情发生很久之后才“醒悟”的，他是一个不喜欢墨守成规的人，“如果没有新意，我宁愿不做，如果只是重复别人，抄袭别人，那你做这件事的独特意义又是什么？如果能有机会做新的尝试，哪怕需要付出一点努力，我也会更有动力，突然就有了那团火。”
研究生毕业后，黄佳并没有选择直接进入影视行业，而是应聘了一所国际学校的教师职位。那段时间，黄佳的人生是“走走停停”的“停滞期”，但也让她吸收和积累了很多。
2024年4月，《走走停停》亮相北京国际电影节并获最佳编剧奖后，黄佳当时教过的一名学生在网上撰文回忆，自己“15岁时遇到了一位很另类的语文老师”，形容她“是个狠人，话不多”。
还有一名学生形容她是一位“极其少见的教父型”老师——“很有尊严，大家都在原则下共存，但又给每个人足够的理由去做自己的事情。”“她能在关键时刻做出判断，告诉你做事的方向，并给你足够的哲学启迪作为精神支柱，让你做出最终的决定。”
这些学生中，有的后来选择报考内地或香港的戏剧艺术院校，黄佳没有透露自己在其中的参与程度。
之所以选择以这种方式当老师，绝对不是为了取悦或迎合具有叛逆心态的学生。黄佳从小到大，在评语簿上几乎总是收到这样的评语：“自由散漫已经成为习惯，一点集体主义精神都没有。”在长期“被压抑”的成长经历中，她自己学到的重要东西，就是不断怀疑和反省自己。
二年级时，写一篇《大扫除》的作文，别人写道：“有的在擦窗户，有的在拖地，干得津津有味，大汗淋漓。”只有她写道：“我们教室讲台下藏着三四把破扫帚，全班打扫卫生时，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抢那把破扫帚，因为只要扫一次地就行，不用倒垃圾，也不用拖地，也不用冲洗拖把。”老师看了很生气，让她观察优秀的作文，重写。
她不只是反抗，而是真心“叹自己不如别人家的孩子”，写不出别人家那么多的成语。这些截然不同的作文，后来都被爸爸收藏起来了。长大后的黄佳看到，由衷感叹“当年写的真好！”——又是一次后知后觉。
黄佳从小就从未刻意承受过必须被驯服的现实，有时甚至会选择“随大流、稳妥行事”。但每次遭到否定、批评，她都会下意识地问：“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这种认真的反思和反复思考，后来以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方式体现在她的创作中。
06
《走走停停》对现实生活的呈现与对这种呈现的记录、解构、拆解几乎贯穿了剧中始终，每一次违背观众期待的“叛逆”，本质上都是两位创作者对存在矛盾性和相对性的最大尊重。
“表演有时候不只是为了展示或秀，它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在故事的最后，我们没有让主人公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功利的所谓‘成功’的境地，也没有让他们胜利，因为‘胜利’并不是我们此刻想要传达的……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没有获得成功或成名。”
至于为何《走走停停》中的人物几乎都对各种伤害、委屈、痛苦保持着漠然，不直接反抗，龙飞解释道，这来自于他的亲身经历：“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从大学毕业到拍《沙发客》再到拍《走走停停》，中间间隔了太长的时间，以至于没有机会真正拍到自己想拍的东西。这段经历，是不是磨平了棱角？”
龙飞听了罗翔的话，心里很受触动，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比我聪明，比我厉害的人有很多，但是有时候，我们之间的差别，只是被命运选中，被命运选中而已。也许有一天，命运会选中我，又有一天，命运会选中别人。努力不一定有回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坐以待毙，命运决定了我们人生的95%，所以我们需要用5%的努力，去改变另外95%的命运。”
那么，当命运的时刻没有到来时，我们该怎么办？我问。
“平静地过日子，做你该做的事。”龙飞回答道。
他又顿了顿，用一种不带任何攻击性的谈判口吻问我，“你觉得吴迪（记者注：《走走停停》中胡歌饰演的角色）最后真的成功了吗？有可能……我们最初设计结局的时候，就想和现实形成一种互文性——如果真的拍了这部电影，是不是意味着吴迪的作品被拍出来了、被发行了？是不是意味着吴迪迈出了这一步？”
黄佳明确表示，她不认同《走走停停》中人物“没有反抗”的说法，“他们只是没有像我们通常的观影习惯那样用语言去为自己辩解……我们弱化了这种反抗，而是把每个人的反抗放在了自己人生的选择上。”
“父亲选择穿上母亲的长裙帮儿子拍完，摄影师在知道好友决定重新开拍后带了更好的器材，女纪录片导演辞职，身兼编剧和导演的男子坚持要拍完自己的片子……所有这些决定，都是他们对现实最好的反击。”黄佳说，这样的选择和她人生中的性格有关，很多时候，面对对峙和质疑，她会选择“不解释”“不说服”，“而是把它放在一边，让时间来证明，或者做其他事情来证明。”
黄嘉回忆，导演黑泽明曾说过，重要的不是你想拍什么，而是你想怎么拍。她知道，越是独特的剪辑，越难得到最大群体的认同与理解。“看完一部电影，愿意仔细思考、反思的人，其实很少……但‘少’也不代表没有。”
徐浩峰曾写道：“选择做一个不会赚钱的人，选择过着苦日子。总会有可以依靠的人，总会有走投无路的一天。”
《走走停停》的整个创作过程中，有一个瞬间让龙飞感受到了“现实”中的“不现实”。那就是大家一起在河边拍摄，“演员”的假发被风吹走，随后下起了大雨，大家在车站等车。在最初的剧本中，确实有一场大雨。但在开拍前一天，为了让拍摄更加顺利，龙飞和黄佳决定将“下雨”的设定去掉，改为日常的晴天场景。
当天凌晨四点，演员刘俊就起床做造型，头上戴了两层假发。天气非常闷热潮湿，但他很努力，很敬业。上午全队齐聚江边，一直拍到中午，完成了计划好的拍摄内容。下午，开始准备大家上车的那场戏时，突然刮起了大风。开拍时，“风吹得树都开始狂摇了”，接着雨就自己落了下来。大家都很开心。
“没想到老天这么帮忙，帮我们恢复了剧本原本的想法。”
在《睡在沙发上的男人》中，黄嘉引用了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痛苦是创作的土壤”。
我问黄佳这句话是不是也是他们给自己的动力？
她说：“是的。如果痛苦来自创造，那么创造也是缓解痛苦的。”
她补充道：“有时我觉得幸福似乎很廉价或短暂，痛苦则相反——我不能说我沉浸在痛苦之中，但痛苦可能确实成为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只有受苦了，我才能醒悟过来，才有创作的动力。”
这位在网上写长文缅怀黄佳“另类”、为老师电影上映激动高呼“太厉害”的学生，在文章最后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希望即便十年后我没有成为我想成为的人，但我依然热爱生活。”
制片人/葛海晨
